李颀拯 摄影师 一席第116位讲者
但是回想起来,在缅甸的战区里,那个用AK47顶着我脑门的反政府军人,只要他最后没扣动扳机,我还是想说,感谢遇见你。
感谢遇见你
#记录 /杭州/2017.04.08
但是回想起来,在缅甸的战区里,那个用AK47顶着我脑门的反政府军人,只要他最后没扣动扳机,我还是想说,感谢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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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摄影师李颀拯,从事摄影报道有17年了。聚光灯这么一照,我觉得从来没这么紧张过。

我工作的地方在北京,新浪网,生活的城市就在杭州。新浪有个栏目叫《看见》,如果用一句话去理解这个栏目,就是借助摄影师的眼睛,去看见那些你看不见或者是假装没看见的现实。

我19岁那一年,我父亲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觉得以后有两种职业特别适合我,第一个是去做警察,第二个是去做记者。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是若干年后我真的去做了记者。

我曾经是个军人,在军队服役时,我学的是侦察分队的无线电报务专业,练就强健体魄,学会野外生存。这让日后成为记者的我,无论在蹲点熬夜写稿,还是突发事件的长途奔袭中,终生受益。
 
后来,我喜欢上了“照相”。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台870元的海鸥DF2相机,那是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在他眼里,相机也就是一个玩具。当时,家里有1000元的存款,正打算给一直手洗衣服的母亲买台“小天鹅”洗衣机。最终,母亲心疼离家的儿子,“家里的‘老天鹅’还能再洗两年,就先买相机吧”。于是,我学会了摄影和暗房。

我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也不爱看书。后来,却娶了个爱读书的文科硕士做妻子。我们曾经在同一家报社工作了6年,家离单位太远,我们开车往返。来回路上的两个小时,妻子习惯于手上捧着一本书,她常常会看着看着就笑起来,我问她笑什么,然后她就念书给我听。波伏娃的《第二性》,彼得•海斯勒的《甲骨文》《江城》《寻路中国》等等,这6年里,我没看多少书,但听了很多书。

有了这些积累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也开始改变了,我也习惯于开始用文字去学习和记录一些东西了。

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摄影记者的思考和工作方式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我是这样的:在一家地市级报社里,摄影的门槛相对比较低,配上一台高级的相机,把照片拍清楚,就基本可以混饭吃了。
 
然而到了2003年前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互联网开始影响纸媒,报社摄影记者们都越来越有紧迫感。有一天,我在杭州运河边遇到了一群运河上的挑夫,这个群体,一共是32个人,因为他们的劳动形象比较有画面感,让我产生了兴趣,我就每天去拍。

当年,这些运河边的挑夫我拍了大概有一年左右。一年之后,运河改造,这个地方就没有了,这群人突然之间就失业了。失业之后这些人去做什么了呢?有的去工地上做小工,有的去做一些体力活,也有一些就开始去工地上做拆迁。

我就一直跟着这群人拍了很多年。包括他们下跪去讨要工钱的。

彻夜排队去火车站买票的。

哪怕买了票,他们也未必能登上火车。

在这样的前提下,有的人甚至扒上货车回家。

其实他们还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很多人还因为从事这个职业最后死在了这座城市里面。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的主人公,他其实还算是幸运的,最后从泥土里被挖出来之后还幸存下来了。

他的工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后来因为这个事故就死在了这个城市里面。

还有的甚至就留了一条腿在这个城市里。

拍这些人之前,我不像现在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规划,当时只是为了记录和拍摄。但是五年过去了,当我再去回顾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生老病死,这五年的变化,其实不正是城市化进程,或者说我们这个改革转型中的一个痛点吗?

所以,在这之后,我就开始意识到用时间去积累去讲述故事。这是安塞尔·亚当斯的一句话:

我们不只是用相机去拍照,我们带到摄影中去的是所有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和爱过的人。

如果我去理解这句话,可能还会再加上一句:你和你经历过的事。

2011年12月的时候,经过朋友的帮助,我专门去考了一个海员证,开始远洋去拍摄一个题目,叫《怒海谋生》。

这个选题的背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纠纷越来越频繁。中国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其实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在2011年前后的时候是一个高峰期。

当时很多媒体来描述这张照片,说好像是渔民们又开始迎来了新的丰收的一季。

但是在我的眼里,我拍这张照片,我所理解这张照片的含义,就像是一片大草原上蝗虫来了,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远洋渔业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要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去讲述他们的一些故事。

在大量的影像或文字资料中,海都是唯美和浪漫的代名词。小说《老人与海》虽然描述的是人类与大海搏斗的故事,也让人充满了对海洋那种彪悍之美的向往。大家可能觉得远洋海员是一个特别浪漫的职业,最早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后来经历了1440多个小时和1万多海里之后,我自己才真正体会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那种差距。我这才理解,帮我联系出海的朋友,刚开始为什么一次一次拒绝我,他是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真出事,而且那样的概率太高了。

很多人会说克服晕船应该就问题不大了,但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晕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过山车,大家应该坐过吧?过山车的上和下的高峰期也就5秒到10秒,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瞬间特别刺激。

远洋中的晕船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相当于24小时让你坐过山车。在24小时过山车的过程里面,要完成吃喝拉撒睡一系列日常生活,还有繁重的工作。所以这是你去远洋要过的第一关。

像金枪鱼的渔船,它的食物又相对地比较单一,所以我还觉得特别饥饿,难以忍受。但是对于我来说,真正让我难以克服的倒不是晕船,而是心理上的煎熬。

远洋时间最长的船只,往往需要2年以上。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除了捕鱼,船员只剩下无聊。他们会长时间看着大海发呆。

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渔船就没有了手机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很贵。到达北太平洋的时候,打卫星电话要90块人民币才能讲6秒钟,所以每次打电话都像发电报一样,主要就是告诉家人“我还活着”。

而且打卫星电话也是需要条件的,得在天气好的时候稳定在一个海域才可以,平时赶路捕鱼的时候都是没办法的。大年三十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和家人打电话。

我远洋的时候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这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样子。

大家大概听过太平洋大逃杀的故事。《太平洋大逃杀》里面讲述的是11个船员杀死了22个同伴,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也比较极端。

但是这其中有一点,相对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就是远洋船员的心理问题。我经常听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远洋船员经常会出现幻觉,因为长期很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这些船员是很容易产生幻觉的,就是老感觉有人要害他。我不只一次听到船员说跳海的事情。

甚至听到有这样一个案例,是我们同船的一个船员跟我说的。他说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这么长的专门杀鱼用的刀具。大家有的在洒水,有的在杀鱼,有的在清理渔获。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一刀往对面那个人就捅过去了,对面那个人就没有任何征兆地这么倒下了。

当旁边一个人反应过来要去抢那个刀的时候,发现已经来不及了。然后第二刀紧接着就砍过来了,一条手臂立刻掉在了甲板上。坐在驾驶舱里的船长是看到整个过程的,他通过扩音器喊“打死他、打死他”。那个船上,就看到一个人举着一把刀追着一群人。那一期的船员最后回来的时候,除了渔获还有三具尸体。

远洋船上完全是一个雄性的世界,是阴阳失衡的。它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动物世界一样。船员完全会裸体地在船上到处走。一群船员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电视里24小时循环播放爱情动作片。

我们有个轮机长,50多岁,身体很好。他有一天跟我说起一个事情,他说他跟妻子刚刚结婚没多久,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去跑日本海了。出门时所有的行李都是由他妻子来整理的。等他回到远洋船上的时候,从包里发现了一盒避孕套。很明显,这个避孕套是他妻子放在里面的。

轮机长的女儿还跟我说起另外一件事情。她说爸爸每次出海回来的时候,经常会跟她们娘俩儿讲远洋时在各个码头遇到的好玩的事情,包括他在码头上遇到的女人。妻子听他丈夫说这些事情,仿佛就是听隔壁老王家的故事一样,都是笑着听完的。这种心理不是我们在正常交往中所能理解的,船员的妻子,她们有自己的这种包容。

我在那艘船上待了两个月,后来转其他的运输船回来的。我坐过的那条船是两年后回来的。大年初三,那艘船还有大概一个多月就要回到中国了,当时,我正在家整理一个稿子,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他死在了船上。”

我当时打了个寒颤。出海那两个月里,我就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我们那么近,浑身的鸡皮疙瘩就竖起来了。

2014年,我曾经花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专门做了一个选题,叫《小广告背后的人》。我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的时候上街,或者到不同的城市里面用相机去拍摄墙上那些小广告。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打电话。

打不同的电话的时候,其实自己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给玩牌的牌技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学生,跟他虚心请教,然后我才发现大家玩的那个扑克牌有上千种玩法。

在杭州火车站旁的一家宾馆里有间长期包房,门上写着“天王牌技”,“王老师”就住在这里。房间里有上千种道具,从10元一副的“魔术”扑克到上万一套的遥控麻将。

给小姐打电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猥琐的嫖客。给江湖郎中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病人。这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寻人的,讲寻子途中的人情冷暖。

陈林冬和赵敏是从贵州来浙江打工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于2014年12月3日上午走失。从此,夫妇两每天都要出去贴小广告,想着各种办法寻找失踪的4岁儿子陈世楼。

也有看性病的。

这家“诊所”位于杭州郊外的一个打工者聚集地,老板娘看到相机,赶紧过来把“诊所”的牌子移开:“俺们就是做做推拿理疗……”

还有母猪配种的。

浙江湖州的陈大伯,养了7头种猪,接到电话,他就赶着自家的公猪出发了。陈大伯说:“配种成功,一次收费100元。”

还有乡村的乐队。

浙江湖州的陆先生组建乐队很多年了。队员10多人,来自全市各个地方乡镇,他们平日都有自己的工作,业余时间出来排练。接到活后,谁有空谁去,凑够6人就行,每人每单能分到600元左右。

跟他们接触时间长了之后,我才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另一面,不愿意被大家看到的另一面。比如一个小姐,之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在杭州的四季青卖服装的一个服务员,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块钱。她十分羡慕她的老板娘,老板娘的收入大概每个月是她的10倍20倍。她也很想去做服装生意,想去赚大钱。

但是做服装生意是要有一个原始积累的。她想了一个办法,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比如说赚30万。怎么赚这30万呢,她后来就去做小姐,而且她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真的赚到了30万。

赚到30万之后,她回到老家开了一家服装店。开了服装店之后,她在老家那条老街上的所有男人心里就完全是另一个形象了,标准的白富美——有钱、有车、有房。她也在用这样一个方式维持着自己一点小小的梦想。

但是后来店开了之后,发现现实和理想也是有差距的。她发现这个店可能开不下去了,怎么维持呢,她后来又回到了杭州。她每个月会到杭州来进货,又开始兼职去出台做小姐了。

这就是人生的两面,她生活的一面和我们看不见的另一面。大家可能觉得我讲的小姐这个案例特别极端,或者说特别少。但是我们回头再去看,其实我所拍的小广告背后的这些人,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如果问大家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在哪,大家可能会说西南、西北,或者是内蒙、新疆之类的。这是去年的时候中国发布的贫困县的一个数字:中国的贫困县有592个,云南当时是最多的,有73个。陕西和贵州分别有50个。但是紧随其后的是河北,有39个。

我今天要说的是河北。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平时不太会去关注,或者说不太会想到的一个地方,但它的局部贫困甚至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极端。这张图周边土黄色的颜色其实就是河北的各个县,它包围的中间那块淡黄色的就是北京。

当时我们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是2005年,国务院新闻研究中心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的一个数据,首次把“环首都贫困带”这个问题提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河北这个地方是最贫困的呢?形象的说法是北京就像一台抽血机,它从周边的环境到畜牧业的限制发展,包括水资源、人才资源的吸储,形成了最后河北周边的一圈成为北京的一个贫困带。我就开始去寻找这中间的案例。

这个老人叫岳存宝,今年78岁,他的家就在北京的灵山脚下。灵山是北京南边的一座高山,老人家就住在灵山的南坡。他每天吃完饭走10分钟就能走到山顶,脚再跨一步的话就可以到北京了。

但是老人家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天安门。归根起来就一句话,他特别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老人一双鞋子前面有很大的一个洞,这是他最好的一双鞋了。

又比如老人不识字,所以他一辈子所有的证件都不敢扔。

右下角那张存折,他一辈子唯一一张存折,存折上就78块钱,是老人一辈子的财富。老人是有现金的,但是他有多少钱呢,一个月50块钱人民币。

这样的个案又是他个别一个人吗?也不是。比如说在他们村里,最好的图景就在这幅墙上。

整个村里每天早晨有一辆车拉着运水,村里面最缺的是水资源。

又比如说村里最好的房子是一所教堂,是村里所有人的一个心灵的寄托,也是村里集资造的这么一个教堂。

老人家里面一头骡子,是他们最大的一笔财富了。

村里面放牧的羊群,正常的话要放到2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平时都见不到生人。羊一般见到人会跑的,我去看到那群羊的时候,它们就很奇怪地看着我,我走得很近它也不会跑开。

我有个朋友是《国家地理》的一个编辑。他说他在灵山看到一个画面觉得特别奇怪:河北人都在赶大马,北京人都在骑大马。这种画面,让我后来拍摄包括接触这样的画面,觉得特别心酸。

岳存宝老人一辈子很想去北京。村里经常有一些背包客会来来往往的,他会去找那些年轻人询问,比如北京是什么样子之类的。

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例。我花了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把北京周围贫困带都去跑了一圈。我询问过很多很多人,这些人最后告诉我的是,不只是岳存宝一个老人。他们一辈子离北京很近,但是没去过北京。

这个村里人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年轻人了。一个老太太走到村口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等她回去的时候就走不动了。村里也没有其他人帮她,她是爬着回去的。

这是岳存宝老人的儿子,到50多岁还一直打着光棍。

这是村里面所有现存的老人。

现在村里已经限制他们放牧了,因为草吃完之后会影响北京的生态。

村里面每个人现在能拿到的钱也是50块钱一个月,按他们这个收入,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北京。后来到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开着车把岳存宝老人带到了北京,让他在北京待了一圈。

后来我这个选题做完了,给这组选题起的标题叫《山的那头是北京吗?》。我有个朋友觉得这个标题还不太好,他就觉得应该叫《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最近做的一个选题,讲述的是中国的沉陷区。这个选题其实还没有做完。

2008年发布的一个数据,中国有69个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主要拍摄的是一些地质环境大面积的沉陷。其实我要去讲述的是人的命运的一些沉陷,包括人的命运的变化,人的道德的一些沉沦。

这其中的人物有很多,有失地的农民,有一些官员,也有当地的一些毒贩。

“你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你不害怕吗?”
“你打算一直做下去吗?”

这是关于报道摄影师这个职业,我平时听到最多的三个提问。我想说的是,你们看到我拍摄的人,成功的只是1个,但你看不到我失败的99个。

这两年,我开通了一个自己的摄影公众号,名字叫“看不见”,主要用文字发一些图片背后的故事。有人说,这是报道摄影最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在今天,一个报道摄影师能做什么呢?我想,可能也就只能是让人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段真实过往,让他人看见那些“看不见”又或是装作没看见的事实。哪怕,我镜头前的他只是这段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小人物,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孙少安,余华笔下的《兄弟》,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不正是当代历史的真实切片吗?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曾经发了这样一段话给我看:

老兄啊,看来你的年纪也有40出头了。这40多年来总有一些事情你是不愿再提。或者是有些人你不想再见。有些人曾经对不起你。也许你想杀了他们。但是你又不敢。

这段话其实是《东邪西毒》里的一段对白,是我的好朋友尤文虎有一天发给我的。他问我,你看了这段话有没有一些同感?

我想想,觉得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其实这些年无论是工作中遇到的那么多人,或者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仔细想想,如果用一个标题来概括的话,我觉得还是想说,感谢遇见你。

就像大家前面看到的那段视频,那是我在一次旅途中认识的一个姑娘,他教会了我第一次做视频;还有我打球的球友,他帮助我实现了大海远航梦想。

这是在缅北。

缅北从二战开始就一直是一个不消停的地方,战争就没有停止过。2015年的时候,我在失控区被反政府军扣押了。

这张照片是当时扣押我的那两个反政府军的军人。

当时他们在清理我的相机,我就假模假式地教他怎么拍照片,拍下了这样一些画面。

最后,我掏空了上衣口袋里的全部现金,请他们喝酒,四个人都喝倒了,我从后窗爬出,一路狂奔5个多小时跨回中国国境线。凌晨四点,稿子发完,我一下瘫软下来。发着高烧,在一个小旅馆里,整整睡了两天两夜。

但是回想起来,在缅甸的战区里,那个用AK47顶着我脑门的反政府军的军人,只要他没最后扣动扳机,我还是想说,感谢遇见你,让我有了人生中那么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最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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