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延青 BottleDream创始人 一席第127位讲者
他们很酷很酷,用很创新的方式在解决教育、环保、贫穷、饥饿等问题。我们写了超过500个这样的故事。

2012年8月18号,我在布拉格认识了这个女生,她叫Teresa,当时才大四。

在布拉格,或者说在欧洲,流浪汉随处可见。即使在布拉格这样一座大家都觉得是欧洲的一块小甜点的城市,流浪汉的问题依然很严重。Teresa跟她的伙伴希望用这座城市的美来解决流浪汉的问题,所以她跟小伙伴一起发起了一个叫作Pragulic的项目。

单从名字其实大家可能猜不到它是干吗的,但如果仔细读一读这句话,“Experience Prague through the eyes of homeless people”——她希望通过流浪汉或者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视野,带领大家去探索一个全新的布拉格。

没错,她培训流浪汉成为这个城市的导游。他们觉得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每一个在这个城市以另外一种不同方式生活的人,会知道这个城市更多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也许他们设计出来的路线会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布拉格,不再是老城广场,不再是查理大桥。她帮助这些流浪汉设计他们自己的路线。

这个项目推出之后非常受欢迎,马上拿了国内的几个大奖。跟她想象的不太一样,不仅仅是国外的游客,连布拉格本地人都报名参加这样的游览团和城市探索活动。

其实认识Teresa的那一天,是我环球社会创新之旅的第45天。2012年的7月3号我从香港机场出发,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环球社会创新之旅。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社会创新之旅呢,时间要回到2010年的10月份。当时我还在腾讯做一名交互设计师,工作其实很开心。但我是学的其实是社会工作,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接触了非常多的弱势群体。

我每天在帮助大家把一个按钮变得更加自然,或者是让交互更加顺畅,但可能有很多人都没有使用上智能手机,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去进入这个很精彩的互联网世界。我在做的事情无非是把一件本来已经还可以的事情变得更好,但是并没有把事情从不好变好。

终于有一个周五加班的晚上,我上网看到了香港一个叫“创不同 Make a Difference”的机构,它发起了一个民间社会企业高峰会的活动。我非常激动,马上报了名,虽然我当时没办法全然地理解“社会企业”这个领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它在呼唤着我过去。

那次印象非常深刻,2010年10月19号,我认识了这个男孩Calvin,香港出生,在伦敦上学和工作。他看到伦敦非常多的孤寡的、低收入的老年人,他们吃不上好的饭菜,温饱得不到保障;而同时超市、市场、餐厅每天有大量的食物被浪费。

所以他成立了组织叫作Food Cycle,联合餐厅、超市以及志愿者,还有一些开放的社区厨房,每一天都为这个社区的孤寡老人烹饪非常美味的饭菜,而这个模式也复制到了英国的很多城市。

我还知道了一个叫“俊记”的香港组织。在香港大概有12000辆出租车,每过几年这些出租车就需要去检查,更换座椅、坐垫、安全带,于是有大量座椅的皮垫和安全带被丢弃。这个男孩叫Billy,25岁,是一名律师,看到这些废品他就想,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利用起来,做一些再生的物品?

所以他找到了一位香港朋友Joseph,Joseph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他们白天是建筑师、律师,晚上就变成皮具设计师,并且跟香港妇女劳工会一起,把这些皮垫安全带做成皮包,变成非常潮流的商品。很多香港明星成为了他们的顾客,他们还在中环开了一间店。

这两个故事就是在参加MaD时听到的,当时我就在下面想,这些事情为什么不是我做的,这就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激动,回来之后就写了一大堆的东西,连续发了九条微博。从香港回到深圳之后我做了三件事情——

我疯狂地去搜索关于社会创新企业的资料,发现中文的资料非常非常少,所以我就想,一定有跟我一样会为之感到激动不已的年轻人,只是他们还不知道,那要不我就来做那一个传播的人,所以我创办了BottleDream。

BottleDream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博客,我开始去翻译很多外国的网站跟文章,去写那些很酷很酷,用很创新的方式在解决教育、环保、贫穷、饥饿等问题的案例与故事。

第二件我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公司内部去做分享,分享社会化设计。因为当时我所在那个部门是公司里最优秀的设计师聚集的部门。我就想,这帮设计师那么棒,如果我告诉他们,他们有另外一个选择,或另外一个他们可以去贡献的方向的话,是不是也会很酷。所以我很用心地花几天几夜做一个一百多页的PPT,里面有大量的设计案例,告诉他们设计师是如何介入社会问题的。

这里面有一个叫作“Q Drum”的案例。在非洲很多水资源贫乏的地区,人们要走十几二十公里去挑水,挑水的主要是妇女跟小孩。

设计师可以做什么呢?他就通过一个简单的设计改良,把挑水这件事变得非常轻松,无论是运输,还是储藏水资源,甚至变成一个游戏,让小孩子都愿意这样去玩。即使它没办法一下子解决水资源贫乏的问题,起码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水运输的问题。

当时我用了大量这样的案例去启发我们的同事们,他们也激动不已,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些手机或者是在设计的网页,去看看我们周遭有什么问题是需要他们站出来去发挥他们的技能的。

我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开始写我的计划,我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各个国家去探访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他们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们是怎么样做的,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用什么方法在解决……我想用影像记录下来,用纪录片的形式更好地传播。所以一年多的时间,我从欧洲走到非洲、北美、东南亚,再回到大陆,认识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创变者。

汪剑超,就是去年一席非常火的一个演讲嘉宾,“绿色地球”的创始人。从trash到cash的这个系统,他们在成都已经转了好几年,大家现在排着队等着去分类垃圾,他能够让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出现,就是因为建立了一套非常棒的激励机制。关于他更多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翻他之前的一席演讲,我就不多说。上周在成都跟他吃饭,他跟我讲他现在已经覆盖了580多个小区,20多万家庭用户,以及1万多吨回收的垃圾量,并且在今年会扩大到其他的城市。

我还认识一个朋友叫阿培。这个女生很特别,上幼儿园的时候她老爸骑着摩托车载她,需要把她绑在后面,因为她会睡觉,会掉下去;小学上课的时候睡觉被老师罚站,站着也睡,所以老师还是让她坐下来睡;高中毕业之后她去美国念大学,大三时她睡觉的症状更加严重了,每天可以睡17个小时。

当时她的一个美国朋友就提醒她说你是不是得了病,是不是得了发作性睡病。尽管她从小睡到大,听都没有听过这个病。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去了医院,做了检查,头部接满各种仪器,在医院睡了一天一夜,做了各种睡眠测试和白天的小睡测试,最终以14秒入睡的成绩破了那个医院的记录。然后确诊得了发作性睡病,是一种罕见病。她当时就疯了,想过去这些年她都是怎么过的。

回国之后她就跟父母讲、跟老师讲、跟朋友讲,大家都不太相信,觉得她只是压力太大,说她在开玩笑。她很不爽,因为她知道如果不知道有这个病然后同时又患有这个病的话,会非常非常危险。他有可能就是那个开着车在马路上随时能睡着的司机,是在课堂上被大家嘲笑的完全控制不了的一个小孩。在中国其实有70万这样的发作性睡病的患者,平均每2000人中有一个,但只有5000名确诊。所以阿培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发作性睡病联盟”,然后开始做很多推广。

去年11月份,我们BottleDream跟阿培的组织一起发起了“我请你睡觉”的一个很大型的campaign。我们其实借鉴了“冰桶挑战”,让大家随时随地拍一张在不可能睡觉的地方睡觉的照片,然后发到微信或微博@你的朋友继续接力下去,让大家知道你身边可能有人会有这种病,让大家去认识这种病。

于是我们就收到了非常多这样的照片,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睡觉,有的人会拍一些视频 、做一些GIF发上来给我们。这一次的campaign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企业、NGO还有个人团体加入,超过了5000多万的曝光量。

我们还认识一个朋友,他叫魏文锋,是杭州一名资深的质检员。有一天他的女儿拿着书皮说爸爸,老师叫我们包书皮。然后魏文锋很自然地要拿日历纸去包,但是她说不行,老师说要那种透明的或者胶的。没办法,他去买了之后,突然一阵很刺鼻的味道。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书皮一定有问题,所以他买了当时能买到的七款书皮,然后送到一个实验室去检验,结果全部某种有毒物质或致癌的物质超标 。

当时他很震惊,同时也很内疚:作为一个质检员,或者作为一个父亲,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他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而且为什么没有家长关注过这个事情。所以他开始成立了一个“老爸评测”的实验室,去帮大家检测各种小孩子的文具、餐具以及他有可能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学校的塑胶的跑道,等等等等。

非常多的家长支持他,但是因为魏老爸每一次检测都要花不少钱,仅靠他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家长就开始为他众筹。有大概超过100多位家长投资他,让他可以可持续地转下去。

他现在也已经在开始卖一些检测过的、而且他挑选的完全高于市面上任何检测标准的产品,作为电商来维持这个项目的可持续运转。魏老爸说,我很幸运在40岁的时候终于明白这辈子到世界是要做些什么,他还说支持他走下去的并不是商业利益本身,而是对大家的爱。

这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叫朱晨。朱晨小时候很瘦小,所以经常被人欺负。因为有这样一段童年的经历,他对弱势群体会更加有同理心。他后来加入了一家技术公司,公司里面有一个部门叫社会公正与正义部,是专门用技术去解决社会问题的。

他当时跟同事就开发了一款产品,帮助听障人士跟外界沟通,名字叫“心声”。因为他发现听障人士只有跟懂手语的人才能够沟通,很难跟健全人进行比较良畅的沟通,所以心声这款产品能够让听障人士跟健全人士通过语音文字,很方便地进行互动。同时它可以实时地翻译一些电视节目和课堂上老师的讲课等等。

另外一个朋友叫九姑娘,之前是媒体人。她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整理自己的家,所以她跟小伙伴发起了一个“拾房子”的项目。

他们要收拾十个房子,针对的是贫困家庭、残障家庭,还有就是有精神障碍的家庭这样一些特殊家庭。他们相信通过改善空间能够改善家庭关系。他们发现很多小孩子,特别是不富裕的、在比较差的居住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孩子,更容易患有心理疾病,同时在社交上更会自卑。

现在有超过90多名设计师跟创意人加入这个计划,他们要在三年内,让1001个设计师每一个人能够贡献20个小时志愿服务的时间,去帮助这些家庭改建他们的空间。他们不像那些很火的装修节目那样那么漂亮,因为他们更关注的是,这个空间能够带给这个家庭关系多大的影响跟改善。

在今年,他们又发起了另外一个计划,叫“不老心房”。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计划能够帮助老年人在居家安全以及居家能力方面有所提升。

我们还认识这两个朋友,左边叫Sam,右边叫Andrew。他们两个都是美国名校的毕业生,2012年的时候,作为“美丽中国”项目的首批教员,他们来到了云南支教。

当时他们发现在云南乡村的许多小孩视力不佳,每次下课要跑到黑板前面去记笔记跟抄作业,但又不戴眼镜。因为首先乡村里面的医疗设施比较差,眼科医生比较少;同时配眼镜需要钱;再就是有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会觉得近视是受诅咒的。

他们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叫“点亮眼睛”。他们一共支持了超过10万次的验光检测,配了大概1.6万副免费眼镜给这些小孩。

但是他们发现这样的方式不可持续,因为一直依靠企业捐赠、基金会或者是一些奖项的奖金,没办法可持续地做下去。这时候Sam跟Andrew借鉴了最有名的“买一捐一”的鞋子品牌,叫Toms的模式。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牌,叫Mantra,是一个墨镜潮牌,城市人每买一个设计很漂亮的墨镜,这个公司就会给乡村的小孩配一副近视眼镜,所以叫Buy one  give one。

这个项目推出之后很受欢迎。大家在朋友圈里可能看到一些这样子的文章,“美国帅哥名校毕业生来中国创业在三里屯摆摊”什么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意识到,其实我们通过买一个美好的商品也可以再解决一个问题,或者说也可以再帮助一个群体。

在过去几年,我们认识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个很普通的职业人,或者说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无非就是看到一个自己身边的问题,然后去想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产生一些影响。我们报道过超过500个这样的年轻人的故事。

前年年底,我辛辛苦苦拍的这部纪录片《创变者》,也用众包放映会的方式和大家见面。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我们在全球150多个城市的500多个空间100多所高校放映,现在在凤凰网的纪录片频道搜“创变者”就可以看到。

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广州做了第一次的“瓶行宇宙”大会。为什么叫“瓶行宇宙”,因为我们坚信每一个人在平行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更想要去改变世界的那么一个角色存在。

在那次大会上,我们请到了Max。Max在南非把流浪汉当做客户,做了一个可以让他们自由挑选捐赠物的开源行动,然后复制到了500多个城市。在广州、厦门、上海、北京,有非常多的城市也下载了他这套开源工具包,在他们的城市做起了属于自己的马路商店,让当地的低收入人群以及流浪汉更有尊严有选择地去选择他们要的那些东西。

我们还把这一位纽约十大理发师Mark请到了广州。他每个周日都会拎着箱子上街给流浪汉剪头发。我们跟他,还有广州的理发师以及一些理发厅,发起了一个平行理发厅的行动,让很多理发师知道,其实他们的技能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这其实看起来只是一次次的小活动,一次活动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但它的意义在于启发大家,其实这件事情不一定跟你没有关系,只要你留意,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技能跟潜能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改变的,你就能够去找到适合你的出口。

这一次的“瓶行宇宙”大会非常成功,我们在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分别做了一场,传播也很广,所以我们第二季5月(20日)会在上海落地。今年的主题叫“不浪费 好好爱”,我们从不浪费食物开始,延展到不浪费物品、不浪费爱跟关系,也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到“瓶行宇宙”的现场。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团队,来自不同领域的年轻人,有设计师,有社工,有工程师,有记者、媒体人。聪明是天赋,但善良是一种选择。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改变,每一个人都可以让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更有意思,并且,我们坚信做好事也可以很酷。

我们很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不是一个少数人才能够改变的世界,它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够去改变一点点的世界。

好,谢谢大家。

+完整演讲稿
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
#社会 /上海/2017.02.19
他们很酷很酷,用很创新的方式在解决教育、环保、贫穷、饥饿等问题。我们写了超过500个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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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鼓励分享见解、体验和对未来的想象,做有价值的传播。2012年成立于北京,一席现场演讲,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武汉、香港、台北等城市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