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强 特稿记者 一席第20位讲者
在《太平洋大逃杀》的评论里我看到过一条,他说如果我是船员,我可能会像崔勇一样,会加入杀人团伙。这种评论我觉得是很诚实的。

我叫杜强,是一名特稿记者,非常荣幸来到一席。
 
特稿是深度新闻报告的一个门类,写起来确实不容易。但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比较奇怪,当我需要给采访的人物进行匿名的时候,我总是没有办法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就是起不出来这个名字。
 
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从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里面偷别人的名字来用。比如说我隔壁的大叔,或者对面的大爷,拿来他们的名字换一个姓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从业几年,我们那个村庄大概60户人家,已经有了一个正厅级官员、一个副部级官员,还有毒贩、拉皮条的、骗子、“文革”当中的告密者,甚至还有一个手底下有三十多万信徒的邪教教主。
 
我的一个朋友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觉得很好笑,他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写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像这种邪教教主,很可能别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个。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重口味的怪癖。我也回答不上来。我还自我反省、自我诊断了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心理问题。后来我会讲一个小故事,试图来解释一下自己的这种偏好。
 
小时候我们生活的那个镇在国道边,有一年的时候来了一个马戏团,表演真正的马戏,同时还有另外一部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畸形秀”。门外贴了一个非常大的宣传画,据说有美女蛇,有两个脑袋的小孩,有长了五条腿的羊等等。我们都很感兴趣,但是门票很贵,要十块钱。怎么办呢,我和我的朋友就想去偷点儿东西来卖掉。我们就在小镇里面转,把别人废弃的火炉偷偷抬到废品站去卖掉。最后还是不够,我朋友说那去我们家拿一点吧。我们到他家的时候,正好撞到他的父母在吵架,吵得非常凶,就要闹离婚了。
 
我的朋友拿了钱跟我去马戏团,其实那一路他基本上是哭着去的。走到那个马戏团看畸形秀的时候,他突然说我不想去了,也不说什么原因。我只能一个人进去,进去之后非常失望。桌子上摆着一桌的瓶瓶罐罐,所谓的两个脑袋的小孩什么的,看起来应该就是萝卜雕的。只有那所谓的一条金龙是真的,但我后来知道那就是一条大一点儿的蜥蜴。
 
我出来之后朋友很好奇,问我到底好不好玩儿。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够倒霉够丧的了,就说挺好玩儿的呀。告诉他美女蛇长什么样,五条腿的羊那条腿长在什么位置。他听了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挺满足的。
 
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呢?我时常觉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很无趣,不仅无趣有时候还有一点点悲惨。日常的经验,就像一个巨大的陀螺,我们生活在它的中间,过着很平淡的日子。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会因为它非常大的离心力,被甩到日常经验的边缘,去经历一些很离奇很惊人的事情,这一部分事情往往更有力量,更能给人慰藉。
 
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设想一个情景:假设你的经济状况非常差,这个时候你跟随大概三十多个船员登上了一艘远洋的渔船,穿越太平洋,到太平洋另一端的秘鲁海域去钓鱿鱼。每天你需要工作十二个小时,船长承诺你两年之后可以给你九万块钱;但是你工作了没多久就发现船长骗了你,九万块钱根本拿不到。然后你去找船长理论,要求他送你回去,或者让你登上另外一艘船回去。船长说你没有海员证,出边检的时候是蒙混过关,你回不去了,这个活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我们来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艘远洋渔船上的寝室,非常狭小,大概只有十个平方,住了八个人。上下两层的木板床,下面那个人就直接睡在甲板上。大家注意看那个绿色的布条,旁边写着几行字,是李白的《静夜思》。
 
这个是寝室的一个顶棚,画着一个挺戏谑的图片。它的右面还画了一个女性的裸体,但是我当时没有拍到。

这是对面的墙,上面写着“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父”,还写着“思念家乡”“一帆风顺”这样的话。

这是寝室的门,上面写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下面还有两个字“拜拜”。
 
这是它的驾驶室,放着一沓冥币,意味着死过人,冥币的旁边还写着“吉祥如意”。
 
这张照片是2011年中国渔政从他们的渔政船上拍摄的,远处的那艘船叫作“鲁荣渔2682号”。

2010年年底,它载着大概33名船员到太平洋另一端的秘鲁海域去钓鱿鱼。8个月之后,它被中国渔政的船拖带回山东荣成的时候,上面只剩下11名船员。后来公安很快发现这11名船员杀害了20个同伴,还有另外两个人失踪。
 
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有的人认为它反映了人性之恶的突然爆发;有的人说这个事情纯粹就是渔政管理有问题,渔业公司太黑了,劳工们的权益没有保障;当然大部分人把它当成一个惊悚的故事来看。我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当时我非常好奇,想知道这些船员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心里的挣扎是什么样子的。
 
我当时注意到船上有一个船员,他罪行最轻,最后法院只判了他4年。他们是2011年8月份回到了山东荣成,如果4年的话,到2015年八九月份应该就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一直等着,等着他出狱的时间,期间我采访了一些死者的家属,还接触了一些律师。

到了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直接去了一个东北的小县城,找到了这个幸存的船员,他的名字叫赵木成——这也是一个化名,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小伙子的名字。
 
我拨通了赵木成的电话。他问我:“你到底还想知道什么事情?”我对他说:“我来之前浙江又发生了一起远洋渔船的杀人案,一个船员杀掉了自己的5名同伴,抢走了大概10万块钱。你们这个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这样很惨的事情仍然在发生,远洋船员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我觉得这个事情应当引起社会的注意。但是如果我只写一个公共的报道,讲远洋渔政存在什么问题,这个事情在现在这种媒体环境下没有传播力的,我需要你来给我讲一些事情。”他说对,就这样同意了我的采访。
 
接下来的两天我就跟着赵木成,在他们家很偏僻的一条河边钓鱼。他去烧烤、去见朋友,我全都跟着。前两天我并不急于采访,想要跟他建立一种初步的信任感。接下来的大概有十多天,他陆陆续续向我讲述了船上发生的事情。
 
船上死亡20人,失踪两个人,杀戮事件总共有4次。
 
第一次的时候是有一个叫作刘贵夺的船员,他后来成为杀人团伙的一个头目。他所面临的处境就是刚刚请大家假设的那样:船长告诉他你回不去了,这个活儿你必须干。但是刘贵夺的个性不是船长以为的那样,他私下开始串联船员,想要劫船回家。
 
那天晚上他们把船长控制在船长室里面,已经开始返航。这个时候船上有一个厨师提了一把刀,说要去解救船长,结果被刘贵夺一伙杀害,扔到了海里。大概十多天后,刘贵夺听到一些风声,他认为船长一派的人要把自己绑起来,回到岸上之后向公司去邀功,他决定先下手。在一天晚上用高音喇叭做掩饰,一次性杀掉了船长一派大概9个人,这是第二次。
 
刘贵夺清理船长一派的时候,有几个来自内蒙古的帮手,见识到了刘贵夺的残暴之后,他们认为刘贵夺只打算带着几个黑龙江的老乡逃亡日本,其余的人全部杀掉,他们也想要先下手。这个时候经历了一次告密,刘贵夺得知了他们的计划,他安排了一连串的计谋,最终杀害掉了内蒙古的6名船员,这是第三次。
 
第四次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船员并没有杀人,没有沾血,他们想要制造一些混乱逃跑。他们把渔船海里的总阀打开,渔船开始下沉。他们做好了木筏,木筏也下了水,总共有4名船员上了这艘木筏。但是非常非常不幸的是,这艘木筏被海流一冲又回来了,而且不偏不倚就撞上了这艘渔船。除了有一个人被他们捞上来之外,另外3个人全部被船上的铁坠砸得满身都是血,漂在海里面。赵木成告诉我这些人肯定活不了,因为鲨鱼来得很快;而且国产的救生衣不太好使,四五个小时就会下沉。
 
捞上来的这个人站在船上,这个时候刘贵夺发现赵木成还没有杀人,于是命令他把这个人从船上推了下去。这个事情太过惊悚了,赵木成有的时候是记不清楚细节的。比如说这个人推下去了,他说:“我记得我用绳子绑了他的手,但是有没有绑他的脚我不记得了。”我问了很多遍,他都说“不记得了”“我断片了”。我理解,可能是因为心里当时极度的恐惧、紧张,所以这些事情都已经说不上来。
 

我在赵木成的那个小县城待了大概十多天。每天跟上班一样,他固定的一个点儿到我所在的宾馆。我买两包好烟,一边抽烟一边听他讲故事。他其实受教育程度不高,感受力和表达能力其实都一般,很多时候我需要去帮助他回忆,激发他的表达。
 
比如,他告诉我杀船长一派的时候,刘贵夺拿着刀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自己当时躺在床上。我会问他你怎么躺在床上?你是平躺着、侧躺着,还是一只手撑着?你看到刘贵夺进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样?他怎么进来的?他拿着刀,怎么拿的?他怎么说的话?
 
他告诉我刘贵夺进来了,看到二副躺在地上,他满脸带笑地说:“哟,这不二副吗?怎么躺地下了呀?”说一句话捅他一刀。“哎,你怎么流血了呀?”又捅一刀。“你肠子都流出来了。”再捅一刀——就是这样非常惊悚的情节。
 
我会问他:“你躺在床上,从你的角度看过去大概发生了什么?”他就会跟我描述说:“有灯,有床架,床架上绑着行李。我的一部分视线被挡住了。”我盘问得非常仔细。我要想象这里有一个空间,我站在赵木成的角度我能看到什么,我补足这个空间所有的画面。所以到后来赵木成其实很厌烦,他觉得这个事情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为什么你还要问,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写特稿需要非常细的细节,我必须像这样盘问才能达到我的标准。
 
赵木成还告诉我一个细节,是后来他们在看守所的时候,刘贵夺否认了自己所有的罪名,而且撺掇同监的一个人要一起逃跑,结果被这个人告密。他从此就被四肢固定在床板上,一直到他执行死刑。今年春天刚执行死刑。赵木成告诉我,他经过刘贵夺的牢房的时候,刘贵夺看到他过来,又带着那种很恐怖的笑容,用手指了一个枪的姿势,拿到脑袋这里点了一个枪毙。他看到他的那种表情,又回想起了他杀害二副王永波时的那种非常惊悚的画面。
 
赵木成也经常跟我评价刘贵夺。他说他跟他们这些人不一样,比他们成熟,很有城府,像是因为什么事儿藏在这艘船上似的。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船上藏着像刘贵夺这么一个杀人魔王,船员们肯定要面临非常严酷的选择,给自己找一条生路。
 
赵木成告诉我有一个叫崔勇的船员跟他关系不错,杀戮发生之后,崔勇非常害怕。他说要不我们加入他们的杀人团伙吧,不管有什么事儿,能往后靠就往后靠,等我们上了岸之后再说。所以等到刘贵夺清除内蒙古一派的时候,崔勇充当了杀手的角色。他用刀一刀一刀地捅进对方的身体,看到对方流血,很兴奋,把血抹在自己的脸上大喊着“我沾血了我沾血了”——他想要活下来的欲望已经强烈到了这种地步。

很多船员像崔勇一样选择去杀人,没杀人的就死掉了,但是赵木成活了下来,而且只判了最轻的罪行,只有4年。我的报道发出来之后,很多评论都认为这个事情很奇怪,而且这也直接导致我后来采访有一些进行不下去。最后到大概两三天的时候,我一直给赵木成打电话他都不接。我再问的时候,他说我家人知道你在采访我,他们不愿意,认为你是假记者。我理解,他们家人觉得赵木成杀了人,却只判了4年时间,太轻了。他们认为死者的家属一定会认为太轻了,想要找一个卧底、一个假记者来重新找证据,再继续把他治罪,我就是这个假记者。
 
打完这个电话他就说你马上到某个饭店来,我的表哥要见你。到饭店坐下之后,有四五个壮汉哐当坐下。他不跟我说我就知道表哥是哪一个,嘴角长了一撮黑毛,看起来很像黑社会的那种。他们认为我是假记者,然后就开始考我关于媒体的知识,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多少媒体知识,憋了半天跟我说:“嗯,这个《男人装》办得不错。”
 
在那个饭局上面,我突然发现赵木成在自己家人面前反而非常紧张,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要紧张。但其实他的姐姐告诉我,他已经好很多了,在出这个事儿之前,他非常木讷,很不会跟人打交道,出事儿之后他反而好了,比以前更加圆润一点。我明白这个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符合逻辑,我们可能会以为有什么心理创伤,没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其实他的反应更符合逻辑:我在船上经历了九死一生,什么样的事情没有见过,你们人间的这些所谓的不安全对我来讲真的没有什么。
 
那个饭局之后,赵木成跟我说:“没事。但是我不能再跟你讲任何事情了,我的家人不让。”然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后来我写的这篇报道就叫作《太平洋大逃杀》,大概有17000字。

发出来之后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评论。有一个人说,小时候我父亲就是一个远洋的船员,后来船长告诉我们说父亲在海上被浪给冲了下去,赔了我们一点点钱。这个读者说:“我现在知道我父亲可能是怎么死的了。”
 
我发现有很多人开始搜索关于刘贵夺的事情,他们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尤其有一个关键词叫“刘贵夺照片”。这里就有一个刘贵夺的照片,这是央视的一个截图。
 
赵木成跟我说刘贵夺很瘦,可能跟我差不多,1米75,挺白的,看起来有点儿文静,根本不像是一个特别穷凶极恶的人。
 
刘贵夺是黑龙江人。听说他17岁的那年,村里面大旱,颗粒无收,全村的劳动力都外出去求一个生路。他后来在各种地方打过工,还当过武警。据说,他在上这艘船之前,父亲开着拖拉机把他从村里面送到县城,再坐长途汽车去山东荣成,然后上船。他的父亲非常俭省,平时舍不得抽香烟,都是买一大捆的卷烟自己卷。在临走之前,刘贵夺买了两包稍微好一点的烟塞给自己的父亲,然后就离开了。
 
出事儿之后,有记者到黑龙江去采访刘贵夺的父母。他的母亲哭着说:“唉,船上这些船员如果能像鱼一样游走就好了。”
 
《太平洋大逃杀》这篇报道发出来之后反响很大。我的朋友问我:“这么惊悚的一个案件,你接触了之后是不是也得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啊?”其实我完全没有,反而是很被这一类故事吸引,可能也是个性的原因,有点儿像什么怪癖。
 
我有时候觉得特稿记者就像是非常天真的小孩,他去发现一个稍微奇怪一点儿的东西,哪怕是一块很好看的石头,他也想要很兴奋地拿去给大人看,告诉他这个东西很有价值。大人就是我们的读者。有时候他阅历非常丰富,甚至有些麻木,会觉得我们这些东西价值可能没那么大。就像我刚刚说的,大部分人其实过着非常平淡的生活,但因为天性的原因,我们又不想局限在自己这种日常的经验当中。所以我们天然地会喜欢电影、电视剧,想要经历这种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特稿记者因为职业的缘故,会有意地走到这种经验的边缘去看一看,把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故事写出来,呈现给大家。也许大家会想一想,如果我是这个事件的主人公,我会怎么做。
 
在《太平洋大逃杀》的评论里我看到过一条,他说如果我是船员,我可能会像崔勇一样,会加入杀人团伙。这种评论我觉得是很诚实的,但在我过去的这些报道的经历里面,这种诚实的评论不多。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抒发一点感受,表达一点情绪,或者做一些很简单的善恶的判断。但是在我们写特稿的人看来,一个好的特稿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不能够轻易地让读者做出判断。我举一个例子。
 
2014年的时候山东招远发生了一起非常恐怖的案件,几个全能神的教徒在麦当劳里面活活把一个人打死了。在这个事情之后,我采访到了这个全能神邪教的一个教主,教主叫蒋秀英。我穿过看守所的大门走到审讯室去见这个教主,她当时是得了乳腺癌,坐在我的对面,头上戴着一个花头巾,有点儿夸张。她神情非常落寞、非常沮丧,跟我说起她以前的人生经历的时候就不断地流眼泪。
 

蒋秀英是一个农村妇女,只受过小学教育。她30岁的时候,丈夫抛弃了她和两个孩子,在外面重新又组建了一个家庭。有一年春节,蒋秀英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待在家里面。孩子吵闹着要吃糖,但是家里实在没有钱,连糖都买不起。她这时候就把自己家的大门锁掉,这样亲戚不会来拜访,他们也不必去拜访别人,能省一些钱。
 
春节刚结束,村里来了两位全能神的教徒传教,他们看到蒋秀英的情形,说:“你怎么这么苦啊,神来解救我们了。”蒋秀英哭着说神在哪里,神究竟在哪里。很快这两个邪教徒就带着蒋秀英去见了所谓的神——一个打着宗教名义招摇撞骗的外地人。但是蒋秀英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需要这种东西,她就入了这个教。因为她热情,口头表达能力又很好,很快就成了这个所谓教会的中层。
 
过了几年之后,她的这些兄弟姐妹发现蒋秀英讲道的时候非常通顺、有灵感,他们认为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怎么能讲得这么好呢。在他们的逻辑里面,他们认为这是神通过这具肉身在做功,很快就朝她跪拜,把她推举为女基督。
 
我看过一个视频,蒋秀英跟她手下的信众坐在一个饭店的包房里边,还是带着那个很夸张的花头巾。她先是寒暄几句,然后突然换了一种语调,就开始假装是神的声音给他们讲道,确实不太一样。比如她会说“人世间是你们的客旅,神叫你们厌弃他”等等这一类的话。我也觉得不会是一个小学文化的人能讲出来的。等她讲到比较好的时候,其他的教徒就开始哭,把凳子推开,一边哭一边朝她跪拜,嘴里面说“感谢神感谢神”。

这些教徒肯定都不知道,蒋秀英非常非常有钱,她名下有好多个农场、酒庄。而且她把自己的组织发展到了北京,一位名牌大学的教授是她所谓教会的宣传部长。
 
我在看守所采访完蒋秀英之后,当地一个官员跟我说:“如果在蒋秀英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有人能帮她一把,或者说我们社会福利好一点,蒋秀英不会走到这一步。”当时我很有感触。我想着这么一个人,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一个手下几十万信徒的教主,但她早年的经历又是那样。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么一个人,只是觉得目瞪口呆,心里面目瞪口呆。
 
还有另外一个我曾经做过的报道,发出来之后它的名字叫作《天才落魄的晚年》,我最开始起的名字叫《告密者的晚年》。图中的这个老人叫王镇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物理学人才。他的老师叫束星北,号称“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也是李政道的老师,他的评价是:王镇皋的资质比李政道还要好。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得了结核病,躺在床上等死。就在他快要死的那一刻,突然中央政府宣布大学生看病免费,然后就免费给他用进口的药把他救了过来。他对组织特别感激。等到他快要毕业的时候,组织找到他,布置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去监视自己的导师束星北。因为束星北似乎曾经在国民党领过一个少将军衔,他们认为这个人会有特务嫌疑。后来因为王镇皋的揭发,他的老师被打为“右派”,最后发配劳改。
 
我在浙江嵊州的一个小镇里面采访到了王镇皋老人。每天看着他提着菜篮子去买菜,走过很旧的街巷。他哭着告诉我说自己已经得了前列腺癌,应该活不久了。但他死不瞑目,为什么呢?因为原先他们班里面成绩最差、经常得零分的一个学生,现在已经评上了正教授,而他自己却因为多病,因为曾经的这种所谓秘密的工作,在副教授的职位上退了休。他说哪怕是退休金减半也想要评为正教授,这就是他死前的一个心愿。
 
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王镇皋对于自己过去的这些事情并没有任何的反思或者愧疚之情。他认为我只是领受了组织的任务,打了“右派”也不是我做出的决定。就是这么一个缺乏道德自省的人,在现实当中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邻居说王镇皋是当今社会再没有第二个的大好人。他在新闻上看到有一户人家看不起病,他非常难过,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坐长途汽车跑到那个人家里,给他们留下了1000多块钱的医疗费之后才回家,回到家之后才能睡着。他每次去医院都要多带大概2000块钱,遇到有看不起病的当场就给他们。他自己也经常为自己这种善良感动得落泪,说着说着就要哭。
 
对于这样一个人,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做特稿这些年,如果说这个职业对我个人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在一次一次面临那种无法做出判断的时候,让我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复杂,不是只是空洞地理解,而是体会到真的很复杂。判断别人永远要比判断自己容易得多。
 
前面我提到了几个报道,有渔船上的杀人案件,有一个邪教的教主,还有这位王镇皋老人。在写这些报道的时候,我时常会想,如果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被生活甩到日常经验的边缘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去经历那些惊人的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经历那些考验人性的时刻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心里的那根绳能够拴在哪里?我们是会坚持一些人之为人的准则,还是变成一个丛林动物?我没有答案。我觉得这两种选择也许都会非常艰难。

+完整演讲稿
边缘经验
#记录 /上海/2016.08.21
在《太平洋大逃杀》的评论里我看到过一条,他说如果我是船员,我可能会像崔勇一样,会加入杀人团伙。这种评论我觉得是很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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